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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驕傲情緒在黨內，主要是在相當一部分高級干部中，正在滋長著，如果不注意克服，就會發展到一種可怕的危險的地步。決議草案是這樣說的：在中國“革命勝利後，黨內一部分干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干成績就衝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隻能聽人奉承贊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有意地或無意地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決議草案又清楚地告訴我們：驕傲一定會使黨的團結受到損害，使革命事業受到損害。對於個人來說，對於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來說，它是一種腐蝕劑，它可以引導個人主義發展，把一個滿腔熱忱的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喪失掉，而墮落到最卑鄙的個人主義方面去。
就一般意義講，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應該這樣認識：驕傲會對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和貢獻做出不正確的估價。一個人不管負什麼責任，在革命事業中隻不過是一個螺絲釘。我們所獲得的成績絕不能看作是一個人的，而是多數同志努力的結果，上有中央和上級，下有廣大的干部和人民群眾，還有同級，還有左鄰右舍。我們絕不能貪天之功，將上級的正確領導，其他同志、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統統算在自己的身上。而驕傲的人總覺得自己了不起，因而常常覺得黨和別人對他重視不夠，對他沒有什麼溫暖，反而覺得那些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人對他很好，對他有溫暖，而這種東西就是一種腐蝕劑。驕傲會把自己所領導的工作或地區擺在一種不恰當的錯誤的地位。比如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繫上，如果他在中央某一個部門工作，往往會忽視地方的情況，不重視地方工作同志的意見，甚至隨便用中央的帽子往下壓；如果他在地方工作，往往會對全局照顧不夠，對中央各部門的情況照顧不夠，遇事總以為理在地方，甚至覺得上頭的約束對他很不舒服，不願意受檢查，不願意受批評。事實上，像我們這樣的人，不管做任何工作，能夠說沒有缺點沒有錯誤嗎？所以，把自己估計得不恰當，不願意受檢查，不願意受批評，遇到檢查和批評就很不舒服，這是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相符合的，這是與黨的原則完全不相符合的。驕傲的人往往隻看到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不大看得見別的人、別的部門、別的地區的工作也做得好。遇到表揚多一點的時候，就有一點飄飄然。在對待與別的部門、別的地區的關繫上，多注意自己方面的困難，忽視對方的困難，不大注意照顧別人，甚至連一點虧也不能喫。在同志之間，看自己的長處多，對自己的短處看不見，或者看得很少，對別人的短處看得很多，長處看不到。對一些非原則問題，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也斤斤計較，相持不下，不善於讓步，不善於等待。
驕傲，特別是高級干部的驕傲，不能不使黨的團結和黨的工作受到損害。革命勝利以後，有些現像我認為是很不健康的。毛澤東同志所規定的多年來行之有效的我們黨賴以取得勝利的那些黨的原則，例如對錯誤和缺點采取嚴肅的態度，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原則；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鬥爭，達到團結目的的原則；與人為善的態度和治病救人的原則；照顧別的人、別的部門、別的地區，照顧少數的原則等等，在革命勝利以後，卻很少講了，而與這些原則相違背的一些現像反而在滋長著。
我們常常聞到這樣一些味道，例如有的人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誇大到與實際情況極不相稱的地步，不願意受檢查，不願意受批評，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空氣稀薄，不注意集體領導，不注意團結，對犯錯誤的同志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態度，不大照顧別的部門、別的地區等等。尤其嚴重的是，有些同志不注意維護中央的威信，對中央領導同志的批評有些已經發展到黨組織所不能允許的程度。毛澤東同志提倡對黨的任何負責同志（毛澤東同志經常說，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批評，但是這種批評必須根據黨的原則在一定場合下進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這樣的批評是應該的，不可少的。中央的主要負責同志過去經常講到這一點，他們是歡迎別人批評的。但是不能允許這樣的言論發展到黨的組織所不能允許的程度。
我們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對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志的不正確的言論，常常是不經過組織、不合乎組織原則的。全國財經會議以來，對少奇同志的言論較多，有些是很不適當的。我認為少奇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實事求是的，是恰當的。而我所聽到的一些傳說，就不大像是批評，有些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或者是誇大其詞的，有的簡直是一些流言蜚語，無稽之談。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評裡講到的對資產階級的問題，就與我所聽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對資產階級問題，雖然我沒有見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講話的原文，但是據我所聽到的，我認為少奇同志的那些講話是根據黨中央的精神來講的。那些講話對我們當時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的時候不犯錯誤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雖然在講話當中個別詞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當時的情況怎麼樣呢？那時天下還沒有定，半個中國還未解放。我們剛進城，最怕的是“左”，而當時又確實已經發生了“左”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采取堅決的態度來糾正和防止“左”的傾向，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渡江後，就是本著中央的精神，抱著寧右勿“左”的態度去接管城市的，因為右充其量喪失幾個月的時間，而“左”就不曉得要受多大的損失，而且是難以糾正的。所以，我認為少奇同志的那個講話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聽到的流言就不是這樣的。又比如對於富農黨員的問題，不過是早一點或遲一點發指示的問題，但是我聽到的流言就不是這樣的。又比如對於工人階級半工人階級領導革命的問題，在提法上當然是不妥當的，可是這裡並沒有涉及黨的性質問題，但是我聽到的流言就不是這樣的。我說有些流言是超過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限度的，不但從組織方面來說不應該，而且有些變成了無稽之談或隨意誇大，這種現像是應該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能夠把維護中央的威信和維護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志的威信分開嗎？能不能這樣說，維護中央的威信與中央幾個主要領導同志無關，例如與少奇同志無關，是否能夠這樣解釋呢？對於這些對主要負責同志的超越組織的批評，並沒有引起我們的反對和制止，我們的嗅覺不敏銳，對於這些言論抵制不夠，這難道與我們自己的思想情況和驕氣一點關繫都沒有嗎？這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嗎？我以為我們是應該警惕的，應該引以為教訓的。
以上是就一般性質的驕傲而言。如果我們沾染了驕氣，我們就不能前進，我們就不會兢兢業業地工作，我們在工作當中就不可避免地要犯嚴重的錯誤。如果這種驕傲不及時改正，讓其發展下去，我們就經不起敵對階級和敵對思想的任何襲擊。並且還須指出，驕傲還可以發展到另外一種結果，如同少奇同志的報告中所說的，隻要黨內出現了個人主義的驕傲的人們，隻要這種人的個人主義情緒不受到黨的堅決的制止，他們就會一步一步地在黨內計較地位，爭權奪利，拉拉扯扯，發展小集團的活動，直至走上幫助敵人來破壞黨分裂黨的罪惡道路。這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更加警惕嗎？
我認為四中全會和全會的決議，對某些犯有嚴重錯誤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給了這些同志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是對這些同志最直接的幫助。我還認為全會的決議是實現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最有力的保證，是對我們全黨同志，主要是對我們高級干部的最大的幫助。它是一副消毒劑，它啟發了我們的階級覺悟，提高了我們的警惕性，使我們黨更加鞏固，戰鬥力更加強大。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首先是高級干部，應該針對決議草案中所提到的這些傾向，在思想上清理一下。比如我這個人，雖然過去也經歷了一點風波，但是近二十年來是一帆風順的，這一點必須加以警惕。我們必須清醒地估計一下，究竟對黨對人民有多大的貢獻？我們曾經單槍匹馬地干出過任何一件事情來沒有？難道我們能夠設想自己是那樣十全十美而沒有一點缺點和錯誤嗎？拿我來說，缺點是很多的，錯誤也是常常要犯的。遠的不說，到中央來了以後，分散主義我是有份的，這一個時期我所解決的問題，無論對事對人決不是都那樣妥當的。至於過去，無論在華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點錯誤的。不能設想，像我們這樣的馬列主義的水平在工作中會沒有錯誤沒有缺點。我們要把這個決議當做一面鏡子來照我們自己。在黨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時候，全黨高級干部都來照照鏡子、洗洗臉是很必要的。毛澤東同志曾說過：在七大以後為什麼我們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取得全國的勝利呢？主要是在七大以前，經過整風階段，我們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形成了高度的統一，形成了堅強的團結，形成了集中統一的黨中央的領導。因為這樣，就使我們全黨的所有共產黨員和所有干部，以百倍的信心和飽滿的士氣，奔赴前線。這是取得全國勝利的根本原因之一。無疑地，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一定會起到同樣的作用，它將使黨更加團結和一致，使我們能夠克服許多錯誤的東西，使我們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氣，去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偉大的歷史任務。
(這是鄧小平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全會於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在北京召開，劉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的委托，向全會作了報告，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同志作了發言。會議完全同意劉少奇同志所作的報告，肯定了七屆三中全會以來各項工作的成績，揭露和批判了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一致通過了毛澤東同志建議起草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維護和加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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