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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一)黨內與黨外問題。
在去年黨的路線學習中，有部分同志對王明、博古同志的錯誤懷疑是黨外問題，現在確定是黨內問題。
(二)合法與非法問題。
過去有同志認為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是非法的。現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筆記中說到，對臨時中央共產國際來電批準過，五中全會也經過共產國際的批準，根據這一點應當說是合法的，但選舉手續不完備。臨時中央遷到中央蘇區後應該報告有關的情況，他們沒有報告是不好的。確定了上述問題後，就好檢討四中全會是不是政治路線的錯誤。四中全會得到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承認，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內容是不好的。
這樣，在政治上便於弄清是非，在黨內便於團結。
(三)弄清思想與結論寬大問題。
我們自整風以來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黨內歷史問題中有人懷疑好像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針。現在我們的方針，還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徹底，作組織結論要慎重和適當。
過去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除反張國燾錯誤路線的鬥爭外，有兩次大的鬥爭，即反陳獨秀錯誤路線與反李立三錯誤路線的鬥爭。那時在思想上沒有進行很徹底的討論，但結論作得嚴重，因此未能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車之覆並沒有成為後車之鋻。這一次我們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現在中央指定讀五本理論書，是學習世界革命的經驗。過去沒有做過認真研究理論和研究歷史的工作，對犯錯誤的人隻是懲罰。沒有認清立三路線的錯誤不是個人問題，而是代表了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急性病是在小資產階級十分廣大的社會中的一種必然性，不是個人的偶然現像，而是社會現像。無產階級的社會存在也是一種必然性，無產階級思想是革命熱情與實際精神相結合。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是用改造與感化的方法，引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進入社會主義。對小資產階級不能采用急躁的消滅的方針。
中國社會最基本特點是小資產階級占人口的大多數，黨對這個問題要慎重處理。反映到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及由於這種思想而產生的錯誤，也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現像，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現像。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內戰時期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過去在國際上也有這種現像，例如在巴黎公社時期犯“左”的布朗基主義錯誤，後來又犯第二國際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個規律是由於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采用的政策會反映到無產階級黨內來。例如，中國資產階級蔣介石在抗戰時期采用聯共政策時，我們黨內容易產生右傾錯誤；在皖南事變時，便產生“左”傾錯誤，有人認為是又一次“馬日事變”，主張舉行全國暴動等等，資產階級一觸，我們即跳。
在四中全會後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沒有參加過大革命，卻認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這也是他們犯錯誤的原因之一。
我們要強調產生錯誤的社會原因，不要強調個人問題，因此我們的組織結論可以寬大些。這個方針現在就要宣傳解釋，使同志們了解實行這個方針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結論要寬大，對黨纔有利。我們反對四中全會後黨內鬥爭的錯誤方針，因此要采用寬大政策，否則便成了四中全會的學生，便不能弄清思想問題，吸取經驗教訓。
對抗戰時期的問題也許不在七大作結論。七大隻作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一段歷史的結論，這個結論應著重於取得經驗教訓，要照顧到以後，不重視懲辦，隻作政治結論，以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四)不要否定一切。
對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一段歷史，也不要一切否定。當時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點，都要打蔣介石，分歧點是如何打蔣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問題上，對六大決議中關於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政綱，是沒有爭論的。爭論是在沒收後博、洛等主張富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過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種偏向。我們對問題要分析，不要籠統地一概否定。我在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也說到要保留好的東西，這纔是實事求是。
(五)對六大的估計。
在討論中有少數同志企圖否定六大，有人說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錯誤的。
我認為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質，提出了十大政綱，指出形勢是兩個高潮之間，反對速勝論，指出要爭取群眾。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眾觀點的，不要群眾的是李立三。在蔣馮閻戰爭爆發後，李立三便認為革命形勢到了高潮，沒有準備好群眾條件也要暴動。
(六)黨內的宗派現在是否還有？
我認為經過幾次分化是沒有了。經過遵義會議的分化、抗戰初期的分化，又經過這次分化，現在是沒有這個宗派了。這樣的估計纔符合事實，利於全黨的團結。
現在比較嚴重的是山頭主義。其產生的主要原因是:(1)小資產階級的廣大；(2)長期被分割的農村革命根據地；(3)思想教育的缺乏。這種東西相當妨礙我們內部的合作，在黨、政、軍、民關繫上表現還很嚴重。長征過的老干部容易強調從軍隊來的力量，這也是有道理的，當年沒有紅軍北上是不可能有現在這樣大的力量，而隻能進行遊擊戰爭。這一點，本地負責同志應向本地干部作解釋。而南方來的負責同志也要向外來干部解釋清楚，如果沒有本地的干部和黨組織及群眾的基礎，工作也是不能搞好的。全部北上的紅軍到陝北時隻有二萬五千人。現在我們有了近百萬黨員，隻有少數是老黨員。延屬地委除王震[17]同志外，主要是本地干部，西北局及華北、華中各地區，主要也是北方干部多，因此外來干部要了解這一點，要重視這個問題。頭一條，要說明紅軍干部有成績。最初本地干部把八路軍當作“神”，後來又認為一錢不值，現在要來一個否定之否定，就是說不是“神”，或者說是有缺點的“神”。第二，外來干部同本地干部要多交談，要了解當地歷史，要與本地干部合作，在這方面要有自覺性。現在基礎是本地同志，老干部要自覺地認識這一點。山頭主義是目前黨內最主要的具體的問題，歷史上的問題已經不是主要的了。
節選自《關於路線學習、工作作風和時局問題》，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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