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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业功:导弹司令的大国梦

2005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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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7月2日,一位以自己的一生书写共和国导弹部队历史的军人,走完了他最后的军旅生涯。
  
  他,来自一支“神秘”部队。这支部队,系国家安危于双肩,被称为一个大国的标志。由毛主席亲手缔造,周总理亲自命名。
  
  弹指一挥间,这支部队,已羽翼渐丰。它用自己的强大,威慑着某些霸国和分裂势力从未间断的挑衅。
  
  这,是第二炮兵;
  
  他,叫杨业功。
  
  一位大学生军官说:“跟杨司令三年,知足。他改变了我。我不再以金钱、舒适论英雄。大学毕业,没留京,很失落。现在,我就想成为他那样的军人,枕戈待旦,戎马一生。共和国有他,是党国之福、人民之福、官兵之福!”
  
  “军人不思打仗,就是失职”
  
  环球事,变数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虽已过去了60年,但保卫和平仍然是沉重而艰巨的责任。
  
  中国需要和平,也需要振兴。保卫和平的重任,勇士总是走在前列。
  
  为了更好的谋发展、求和平,英雄的第二炮兵奉命组建我军历史上第一支某新型导弹旅。时任基地副参谋长的杨业功成为其中的建设者。
  
  “少人才、缺装备、无阵地、没经验。白纸上绘蓝图,难啊!”当时的“种子队员”、现任基地参谋长高津感慨万千。
  
  人才是建军之本。“种子队员”迅速被严格选出。杨业功组织部队进厂跟踪新武器生产,学习操作和指挥技能。“武器未到,队员就在纸板上练操作、记口令。武器一到,即会操作。”他以超常措施培养人才,编写指挥程序、教材,超前探索模拟、仿真、心理训练方法。人才储备初具规模。
  
  建阵地紧迫。“有时勘察阵地,一天要走数十公里山路。冒酷暑、穿密林、打蚊虫,说多苦有多苦。”杨业功坐越野车有时一天要跑1000多公里,上下车超百次。吃不好饭、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是常事。年轻人都感到受不了。他没日没夜的操劳,用脚丈量无数阵地。部队组建当年,即形成战斗力。
  
  1995年,这支新型导弹部队首次执行重大任务。
  
  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杨业功率队进入“倒计时”状态。正值高温,山区环境恶、条件苦,他几乎连轴转。为确保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他白天勘察、晚上设计。战友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劝他休息,他动情地说:“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进度只能加快、加快、再加快,不能有一刻懈怠!”七天时间,硬是完成了平时30天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确保了任务的完成。
  
  真正的军人能够经受反复的锤炼。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者。
  
  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使馆,举世震惊。“我们也有导弹!我们的导弹在哪里?”国人对子弟兵充满期待。
  
  这一年的6月,杨业功走上司令员岗位。使命,把这位共和国军人推上时代风口浪尖。
  
  面对强权主义暴行,杨业功对身边人员讲:“国富,才能兵强;军队强大,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对我的任命,与其说是下了一道命令,还不如说是发了一张考卷。”他在《晋升职务后的喜忧》一文中写道:“基地地位特殊、任务特殊,搞得好是非常光荣的事情,搞得不好就愧对祖国和人民。”
  
  杨业功更忙了。他说:“我不习惯坐下听汇报。唯有实践,才能知己。指挥员不熟悉自己的每个战场,指挥打仗心里就没有底数。”但部队驻地高度分散,谈何容易?
  
  2002年12月的一天,杨业功在某地勘察,突然天降大雨。随从人员劝他避避雨,他怎么也不肯,坚持打着雨伞带大伙冒雨作业,直到下午一点半,才和大家一起躲进小木棚,用方便面充饥。随后,又投入到勘察之中。
  
  2003年8月的一天,某旅用多媒体汇报阵地部署情况。杨业功突然指出:“这个阵地位置标错了,应该在路南。”在场的人很吃惊,拿出原始资料核对,果真如此。他严肃地说:“如果这是战时,可就犯了误国误民的大罪。记住,只要是与作战训练有关的事,不管多小多具体,都要把他看成大事,力求做深做细做扎实。”
  
  担任司令员的几年间,基地建设呈幅射状快速推进,人才出现“裂变”效应,圆满完成多次重大任务。这支部队,在担负保卫祖国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中发挥着特殊作用。中国军队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着坚强的安全保证,第二炮兵成为共和国军事实力的重要象征和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
  
  他说:国家没有作为,就会受到欺负和侵略。和平崛起的中国,没有实力,难谈和平。
  
  和平只是战争的间隙。杨业功说:“军人不思打仗,就是失职。”
  
  “要打胜仗,就要做到丝毫必纠”
  
  过硬的部队需要过硬的指挥员。而对一支高科技部队来说,过硬的作风同样重要。
  
  杨业功说:部队是要打仗的,低标准就会打败仗。真正的高标准是战斗力。
  
  为把部队锻造成劲旅,杨业功用行动做出表率。
  
  国庆五十周年阅兵,杨业功担任二炮阅兵大队大队长。训练时,他说:“你们看我的,我做不到,你们可以不做;我做到的,大家也要做到。”
  
  参加过阅兵的王延良说:“司令员与我们一起站军姿,不管多热,一样穿夏常服,早上起来总是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检查内务,总是第一个让人检查,不搞半点特殊。”
  
  某旅营长李钟明感触颇多:“有一次,领导来看操作表演。操作前,我提出这是表演,动作不一定非常到位。他当即批了我一顿。说操作演习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把操作当打仗,来不得半点虚假。他说,要通过演示,提高训练。当时,我感受不深,现在想起,很自豪。跟司令员学了不少东西,我现在带队,就是先抓作风,这是受他的影响。”
  
  在许多人看来,司令员抓好大事就行了。但在杨业功眼里,只要与工作有关的事,哪怕一个小数字,都必须准确无误。
  
  一次,基地原后勤部长张宝岐拿着宣传橱窗的预算表给他看,没想到受到了批评:“预算怎么都是整数,没有零头?”
  
  一次演习中,某旅一名指挥员随便目测了一下方向定位线。杨业功问:“精确吗?”指挥员答:“差不多。”话音未落,杨业功便发火:“差不多是差多少?马上重测!”事后,训练按战时标准测定位线被写入专业教程,沿用至今。
  
  新型导弹部队新建阵地点多、分布面广。没有人想到,杨业功会一个一个验收。每次都要用仪器测、用笔算,稍有偏差就要求返工。
  
  2003年4月,二炮首长到某旅检查工作,对他们给予很高的评价,全旅官兵都很高兴。没想到,杨业功上午送走首长,下午又返回该旅,杀了个“回马枪”。他说:不是我多事,而是有些地方我没看到,还是有些不放心。然后,他对训练和革新器材、阵地伪装等重新检查了一遍,指出十多个“小”问题,要求整改。
  
  他说:“战场无小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要打胜仗,就要做到丝毫必纠。”
  
  不留下一个死角,不放过一处隐患。这是杨业功的工作标准。
  
  “要拿着放大镜找问题,解决问题于萌芽之中;要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摔打部队。”是他常讲的两句话。
  
  基地官兵这样形容杨业功:“说话简短,声音洪亮,走路如风,用餐不超过20分钟……”
  
  “他总是忙。有时,我菜没炒完,他就离开了餐桌。”相伴多年的爱妻杨玉珍说。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他说: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
  
  自从担任司令员后,杨业功的工作节奏越来越快,身上有种浓烈的硝烟味。
  
  2001年底,杨业功在某地参加完会议,即飞往某市,当天又乘火车前往数百公里的某旅。一下车,就直奔阵地,天黑才回到营区。连续数天,他走遍了该旅所有作战阵地。接着,又不顾疲劳赶往另一单位,坚持讲了一堂军事课,累得差点晕倒在讲台上。
  
  回忆两年前的往事,曾在杨业功身边工作的战士郭化雄潸然泪下:“杨司令经常加班到凌晨才回家,好多次,我坐在椅子上睡着了,都是首长把我叫醒的。”
  
  他说:在规定的时间表里,只能前赶,不能后拖。
  
  想打赢、谋打赢、能打赢成为杨业功和他的战友天天思考的主题。
  
  共和国有这样的军人,人民,应当欣慰。
  
  “要把工作当学问做”
  
  用知识武装起来的部队,最有可能胜利。
  
  杨业功常说:“要把工作当学问做。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杨业功,以学带兵,带兵学习。学技术、练作风、长士气在基地蔚然成风。
  
  “人之不学,犹谷未粟,米未饭也。”书法造诣颇高的杨业功,曾给一位干部写下这样的字,与之共勉。
  
  面对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导弹武器,杨业功强烈意识到学习对自己的特殊意义:成为合格的指挥员,必须首先成为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的“领头雁”。
  
  2002年,已57岁的杨业功参加军事科学院在职研究生学习。有人劝他:“已快花甲,工作忙,身体也不是很好,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书?”
  
  他说:“活到老,学到老。我对高技术条件下一体化作战中的诸多问题一知半解,参加学习,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他涉猎广泛,学以致用。
  
  细读他的研究生作业论文,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高度重视军事科学研究》、《高科技的进步与作战理论的发展》、《对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几点思考》等,篇篇闪烁着智慧之光。
  
  他的书柜,像百科全书。四大名著、《十万个为什么》、《我军若干著名战役指挥实践与经验》、《列宁军事文集》、《毛泽东与他的将帅们》、《刘伯承指挥艺术》、《彭德怀自述》等应有尽有。在这些书中,关于伟人和军事的书占了多数。
  
  1963年,那是一个崇尚英雄和充满理想的年代。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这一年的8月,18岁的杨业功告别家乡,怀着一个军人的梦想,成为一名导弹操作号手。军旅生涯第一年,个子不高、面目清秀、身体瘦弱的杨业功脱颖而出。在团的专业比武中勇夺桂冠。从战士、班长、排长、参谋、作训处长、旅长、基地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到司令员,在英雄和理想的感召下,他靠组织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成长为我军一名高级指挥员。
  
  杨业功从书中获取知识,更在书中坚定信念。他把学习当习惯。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他总有“高招”。
  
  实弹造价高,训练成本大。2001年,杨业功提出研制“缩比弹”的想法。他请教专家,多方求证。功夫不负有心人,2002年,“缩比弹”研制成功。大大地提高了训练效率,锻炼了部队实弹发射能力。
  
  他不抽烟喝酒、不喜应酬,却酷爱读书。无特殊情况,每晚至少学一个小时,双休日学的时间更长。
  
  为尽快掌握新武器,杨业功努力学习信息、航天、生物、导弹、指挥自动化等方面的知识。他勤学苦练,在较短的时间掌握了指挥、控制等六大专业的基本内容,成为一名既懂指挥又懂技术、既懂装备又懂操作的“指技合一”型高级指挥员。
  
  他学习技术,更研究部队思想。有次调研,杨业功发现,个别官兵弱化了训练的紧迫感。在基地工作会议上,他联系自己学习的体会,引导大家牢固树立“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的战斗队思想。这次,喜欢讲短话的他,“违例”讲了一个多小时。
  
  杨业功走了,假如他还活着,依然会爱读书,会让他的所学服务于部队;杨业功走了,在他的部队,学习风气依然浓烈。
  
  有这样一支爱学习的部队,中国军人,将无往不胜。
  
  “让我摸摸被子,看看睡觉冷不冷?”
  
  士兵第一,基层至上。
  
  杨业功带兵求严,但在战士眼里,他很多时候,更像慈父。
  
  某旅后勤部助理员俄立宾讲述他与杨业功的交往时,依然难以平静。“1992年冬,我与战友在某地执行任务。驻地室温非常低,开门只能用身子,不敢用手,怕被铁手把粘上。一天晚上,杨司令来了。他弯下腰说:让我摸摸被子,看看睡觉冷不冷?我说不冷。他说,我都感到冷,要实话实说。我感到首长很亲切。他让司机把自备车上的毛毯给我们用,说不要冻坏了战士。我们让司机留一条给首长,司机说,首长不让留,留了肯定挨训。”随着职务的升高,杨业功对战士的朴实情感更加厚重。他把战士的生命安全,看得比自己还重。
  
  2003年5月初,战士范伟从南方非典疫区出差归来出现胸闷、发烧等症状。杨业功得知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第二天一早,他便赶到医院,走进隔离室,仔细询问范伟的病情。他安慰范伟:“不要害怕。不一定是非典,即使是,请你相信,部队会全力救治你的。”随后,他指示医院领导,要以最快的方法确诊,用最好的药物治疗。在战士最担惊受怕的时刻,他的到来就像一颗“定心丸”。后来,范伟被排除了非典。他只要跟人说起这件事,眼圈就发红。他说:“那会儿,我感觉杨司令胜过自己的父亲。”
  
  他的可亲,曾长久地激励着一个名叫邱国绪的战士。“2000年的一天,我参加实弹发射,担任发射号手。最后一次合练时,心里紧张。汇报口令时有点停顿,这是一个小失误。没想到,司令员没批评我。他说:小同志,你是第一次参加任务吧,什么事都是万事开头难,出现这种情况也正常,这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然过程。多年来,他的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
  
  “有一次,杨司令来到连队。打饭的时候,他正好排在我后面,我闪身一让,他一把就把我拉过来。说:我也是一个兵,应该排队。吃饭时,与我拉起了家常,问我是哪里人,多大了?饭后,还要与我握握手,鼓励我好好干,没有一点官架。”讲起往事,战士邓义强仍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2003年,门诊部主任潘瑞高妻子生病,杨业功出差在外,得知后专门打电话:“不能前来看望,表示歉意。”回来后,杨司令专程送来2000元钱。“我们当时心里非常激动。”潘大夫说,“一位首长如此关心部下的家属,让人感动。”
  
  杨业功身边工作人员刘德华说:“每年我都生冻疮。一次,见我小指头用纱包着,他当时就要我休假,说好了再来,还让我每天去门诊部换药。”
  
  有时出差碰上天气变冷,他还会掏钱给随行工作人员买件衣服……
  
  他走到哪里,就把爱带到哪里。
  
  杨业功的官兵情,如丝丝细雨,洒向南方密林;如颗颗碎石,铺在戈壁荒原。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名好士兵;爱自己战士的将军,定是一位好将军。
  
  “领导干部为啥非得穿名牌?”
  
  清者自明,廉者无畏。
  
  杨业功说:“廉洁不是个人的事,要从红色江山不变色,人民军队不变质的高度去认识。”
  
  杨业功在述职报告中写道:“我家四口人都拿工资,我的月收入是3000多元,家庭月收入6000多元,总存款年年上升,已经达到30万元,属于较高收入水平的小康家庭。”他把自己向党和人民、向部队交待的清清楚楚。
  
  “位不在高,廉洁则名。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斯是公仆,惟吾德馨。”仿照《陋室铭》,杨业功为自己填写了《公仆铭》。
  
  他这样说,更这样做。
  
  杨业功爱好书法。一名干部去看望他,带去一些优质宣纸。他半开玩笑地说:“用你送来的宣纸,我心里不安,肯定写不出好作品!”后来,他对身边的人说:“党员的党性可不能在一张宣纸上失守啊!”
  
  “越是位高权重,就越要在生活小事上把好防微杜渐的关口;别人给你送礼送钱,那是在试探你做官的‘底线’。”杨业功常这样告诫干部。他家的门楣上写着:“携礼莫入”。有人觉得是摆样子,就想推开这无声的“挡箭牌”。
  
  “1994年,一个老板送来4000元钱。首长让我把钱送走。说:君子用钱,但不能为钱所用。”谭佑华记忆犹新。
  
  某旅副营长赵全军说:“一个老乡想开车,拿了两瓶茅台酒,说了名字和单位,放下东西就走了。首长回来后,打电话让这个老乡来拿,说如果不来,就让他的营长来取。那个老乡吓得赶紧拿走了。”
  
  老乡沾不上光,亲人也别想从部队得到实惠。
  
  一年春节,杨业功到部队慰问,儿子杨波涛正准备回家休假,想搭便车。他却让儿子坐火车回家。妻子埋怨。他说:“我到部队是工作,让儿子坐我的车回来,岂不成了我专程去接他!虽说让儿子坐我的车也不是大不了的事,但不能让他有依赖的思想,更不能坏了部队的规矩。”
  
  杨业功的一个弟弟想在部队找工作,他没同意。看弟弟不走,就把他安排到招待所当勤杂工,弟弟嫌没面子,就回了老家。对此,弟媳一家很有意见。
  
  杨业功生活简朴。有人说他“过得寒酸,看了心酸。”
  
  “他的内衣不少都打了补丁,在老家农村都难见到,他都是自己洗,从不让人帮,也不拿出来晾。床是四个大箱子拼成的,生活标准实在太低。”他吃饭用的瓷碗,里外有好几处掉了瓷,用了30多年,去世前,还在用。
  
  有一次,杨业功在外出差,突遇寒流,随行人员花400多元钱为他买了一件茄克衫。结果他毫不领情,坚决让退掉。第二天自己花60元钱买回一件“地摊货”。部属们很奇怪:“您这么大的首长怎么也得穿件名牌吧?”他反问:“领导干部为啥非得穿名牌?”
  
  开会路上或下部队,三、五块钱的面条就能打发好他。
  
  有一次到友邻部队开会,杨业功提出把套房换成标准间,工作人员劝他:“这是对方接待,不花我们的钱。”杨业功一听就来气:“花谁的钱不是人民的钱?”坚持搬出了套间。
  
  杨业功对自己很“抠”,对他人却很大手。
  
  “这几年,他资助了两名失学儿童上学。其中一个是老家湖北应城实验小学的宋特伟,一次就寄去了3000元钱。去世后,按他的遗愿,又寄去1000元钱。”妻子杨玉珍说。
  
  “我里里外外的衣服几乎都是老杨买。每件都合身,我很喜欢。平时到乡下去,看到新鲜的蔬菜他就买回来,能吃上一周。”老伴眼里流露出幸福、欣慰的笑容。
  
  一个体贴妻子关心亲人的将军,一个忙于工作心系家庭的军人,“铁骨柔情”应是恰当的形容。
  
  机关干部都知道,杨司令下部队随车必带“三件宝”:暖瓶、大衣、方便面。用他的话说:“水能解渴,衣能御寒,面能充饥,有这‘三宝’,衣食无忧。”
  
  杨业功,工作坚持高标准,生活追求低要求。
  
  杨业功在读书笔记上写道:“用权不谋私利,用人不徇私情,用钱不比阔气,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当官,正正派派干事。”
  
  有的人写的比做的好;杨业功是写的好,做的更好!
  
  “有本钱,就要干革命”
  
  热爱生命的人,总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与病魔较量。
  
  长期处于高强度、满负荷工作状态的杨业功,躺在病床上,也很难相信自己早已被病魔盯上。
  
  2000年,他曾做过一次手术,安上了心脏起搏器。谁知术后20天,就回到部队下基层、看阵地。医生要他每天中午必须休息1至2小时,可他不是忙工作,就是忙赶路。医生多次提醒他:“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样下去会出事的!”杨业功总是拍着胸脯:“这不挺好的吗?小疼小痒整不垮我。有‘本钱’就要干革命,不然要‘本钱’有什么用?”
  
  2003年11月,在国防科技大学学习的杨业功,被查出患十二指肠腺瘤癌变等疾病。被紧急转往某医院。他尽管能猜出病情的严重性,但对现代科学充满了信心。还安慰家人和陪护人员:“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已经住进了医院,还怕治不好病!”他躺在病床上,仍在翻阅随身携带的资料、笔记。稍有空闲,就讲一段笑话给大家。对于将要进行的手术,他说:“不就是换一把刀吗?有了第一刀,还在乎这第二刀?”
  
  乐观主义精神,中国军人从来不缺。
  
  手术很不顺利,血管大出血。15个小时内,腹腔被两次打开,他的身体遭到了重创。手术前,他还交待,如果失败,一定不要找医院的麻烦。这所医院与杨业功所在的基地医院是多年的合作伙伴。
  
  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想到的依然是工作和他人。
  
  术后不到一个月,杨业功坚决要求转到附近某医院。
  
  这里的冬天,寒气袭人。基地后勤部副部长王庆栓没有想到,杨司令提出要去看看老干部住房现场。“没事,我们又不走路,坐车去嘛。”他不停地磨,推也推不掉,只好带他到施工现场。“他转院就是放心不下这件事。”
  
  杨业功把吃饭当成了战斗。有时喝完就吐,吐完又喝。“每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心里就很难受。他是想尽快好起来,回到岗位上。”提及公公,佟欣眼眶湿润。
  
  躺在病床上,他用电脑起草述职报告。保健医生张海峰提出由司令口述,他来录入。杨业功说要亲自完成。病情稍有稳定,他就想回到基地。经过再三争取,医院勉强同意他出院治疗。医嘱写着:“全休!”
  
  2004年春节,这是杨业功在基地和家里过的最后一个新年。
  
  大年初六,他突然出现在办公楼。劝他休息休息,他说:“部队即将执行重大任务,作为军事主官怎能在家休息!”
  
  从二楼到四楼,40多个台阶,他大口喘气,直冒虚汗。
  
  会议进行了整整一上午。杨业功主持会议,他一边擦汗,一边给大家提要求,把每个环节都推演了一遍。
  
  “我参加过多次会议,这次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谈起此事,迟志江肃然起敬。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与死神赛跑。回到岗位不到10天,病情再次恶化。被紧急转往北京某医院。
  
  就在他去世的前13天,某旅旅长陈楚华突然接到杨司令电话。万万没有想到,老首长还惦记着旅里的达标考核。“他叮嘱,一定要把工作做细致。我握着话筒,心里有说不出的酸痛。”
  
  2004年7月2日凌晨3时50分,杨业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没有给亲人留下半句交待。弥留之际,在昏迷中仍念叨着:“出发!”、“操作!”
  
  杨业功最后的一份述职报告中有这样几句:“此时此刻,我更加怀念部队的领导班子,更加怀念朝夕相处的战友,更加怀念部队驻地的山山水水,常忆哪些工作没有干完,哪些工作没有干好……”
  
  兵,他没有当够,就匆匆而去。
  
  党和人民的好儿子、好战士杨业功,与无数的先辈一起,用青春、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一个大国的标志。他把自己融入了这伟大、壮丽的国防事业,成为第二炮兵的一个闪亮符号,在无数人的心中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选稿:黄海玲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史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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